著名制作人冷治夫谈DV的纪实价值

近年来，DV数字科技的高画质、低成本、便携式等特质逐步发展，打破了影视殿堂高不可攀的神话。众所周知，DV在中国的人气提升，凭借的是真实类片种（纪录片）而非情节片。在强调DV记录基本功能的同时（笔者在前一篇中着重论述），理论与实践两界都必须正视纪实类DV纪录片风起云涌的现实，因为DV纪录片的大量涌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纪实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在我国最早始于八十年代末期。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纪录片的纪实性，从理论到创作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非虚构的艺术样式”，“纪实”成了影像时代高品格文化的重要代表，并在当时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DV纪实作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大量出现的。而在当时，DV的纪实由于其更加平民化、随意化、个性化，所以它给受众带来了一股更加“真实”的风。

由于这些DV纪实作品的大量出现，主要冲击的是纪录片而非影视剧领域，因而有人大胆地提出民间DV出现的主要影响，便是消解了传统纪录片影视创作的神圣感和优越感。一方面，DV新纪录片运动的出现也使八十年代末兴起的纪实观念得以加深；另一方面，“纪实”的观念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影视专业从业者的观念和广大社会人群的影像接受观与审美情趣。在DV荣誉感与使命感的光环笼罩下，DV纪录片与电视“纪实”观念彼此影响，协调发展。一时间，DV纪录片中对于“纪实”形式的追求与强调成为理论与实践两界的焦点。长镜头，同期声，跟踪拍摄成为衡量一部DV纪实作品（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纪实观念伴随着社会生活的脉动和影像记录方式的变化在逐步更新和深入，因此DV的崛起应该看作是“纪实观念在现阶段的新发展”。由于DV的纪录主体不在承担专业影视工作者的职责，也就没有专业工作者的名利压力，所以其创作状态更加放松，这就使得DV创作的趣味由工整、规矩走向纪实般的随意和自由，由宏大、经典走向细致入微。

业内许多人士有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凡是使用纪实手法拍摄的作品便被天然地认为具有“真实”性。时至今日，DV纪录片中纪实手法的大量模式化使用已经将“纪实”的先锋意义消解的荡然无存了。其实当纪实手法被人从电视纪录片剥离出来，被各种电视形态运用后，它也就不再成为有效地指认纪录片是否真实的标志。以前我们看到率先在非纪录片领域（新闻性专题）使用纪实手法的电视节目是“焦点访谈“，现在我们看到民生新闻中，电视直播晚会中，甚至“超级女生”一类的真人秀节目中都充溢着纪实因素。在这种“纪实”主义“全民化”趋势下，"真实"与纪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怀疑。当纪实手法不再成为有效的指认DV纪录片真实与否的标志时，这就不得不开始重新追问DV纪录片的本性。的确，优秀纪录片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不完全与“纪实手法”相关，纪实只是营造真实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也就是说：纪录不是什么都录，“纪实”不等于真实。

其实，在"纪实“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创作观念与创作价值问题。任何DV纪录片的纪实都是多重假定的纪实。编导用摄像机将客观世界有选择性地纪录其中，这构成纪实的第一层假定；然后创作和经过后期设备将这些素材提炼、加工、改造、有序化剪辑，这构成第二重假定；最后成片经过电视与大众见面，而不同观众由于民族、教育、智力、文化、性别、年龄、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对成片产生不尽相同的各种理解，这构成最后一重假定。扬弃了这些假定，决定纪实与真实与否的最重要因素则是编导的道德价值观，一位拥有历史责任感的编导即使不使用纪实手法，一样可以将真实、事实呈现给受众；而一位老道的编导也可以很轻易的去用纪实手法捏造一个子无虚有的假真实。

在我看来，DV纪实作品中“纪实”手法的使用必须有一个“度”，一个符合基本传媒形态和一般受众审美规律的基本尺度。DV纪实作品的创作不论是从其内容还是姿态，以及方式本身来说，都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原本无可厚非，但若DV纪录片的创作步入大众传媒，尤其是在媒体中播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使这种随意化的、个性化的、边缘化的“纪实”创作手法，与大众传媒的规则方式和要求相吻合，接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用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一般性标准去约束DV的纪实创作发展，而是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契合点与平衡。毕竟，当“长镜头”的长变成毫无意义的冗长，当“同期声”的滥用变成“嘈杂声”，当过量的“跟踪拍摄”演变为“无意义”的跟拍的时候，这种“纪实”概念的消耗性使用和歪曲性滥用，最终将会变成阻碍DV纪录片创作（纪实性）发展的障碍。